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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道：清朝知县能不能晋升为知府的读者，下面历史资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在清朝的行政体制划分当中，知县跟知府属于上下级别的关系。在清朝乾隆以后，官阶逐渐成型的情况下，知县属于正七品官，如果是京县知县，就是正六品。所谓京县知县，不是说单指北京周围的县城，而是特指大兴、宛平、沈阳三个县。大兴、宛平是北京国都周围的县，沈阳是清朝陪都。而知府属于从四品官阶。

如果是按照清朝理论划分来说，知县升任知府，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理论升迁中，也应该如此。但在实际升迁过程中，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种复杂主要是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是清朝知府这个职位的重要性。清朝的时候，朝廷对知府特别重视，甚至在官员任免上需要由皇帝亲自考核人选。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就经常亲自过问知府官员的人选。朝廷如此重视，其实不难理解。清朝的时候，知府承担的政务非常繁重。从财政、钱粮、赋税、教化地方，甚至推行教育、兴修水利等，都需要由知府直接承担。

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知府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处理实际政务的经验。在清朝的行政体制当中，省一级的总督、巡抚是不负责处理地方上实际政务，他们主要依靠公文催促底下官员处理。所以，知府的人选，经常是关系到朝廷政策的实施效果。

在知府的人选当中，主要是督抚一级的官员举荐，以及吏部官员的选拔，还有依靠官员资历进行选拔。一般来说，知府的人选常常会从地方上选拔考核比较优秀的官员当中遴选出来，而选拔范围一般是比知府官阶稍低的同知一级的官员，或者是同级别的京官。这个在不同时期也有区别。

雍正时期，朝廷经常会把能力比较强的京官调任到地方任职，这个时候，知府的人选就会主要来自京官了。 而乾隆时期，会倾向于把能力较差的地方官调任到京官任职。但总体而言，朝廷仍是倾向于让优秀的官吏去担任知府。

从这一点，就可以把很多知县的升迁之路卡住了。从官阶上，知县似乎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升迁到知府，到如果他们的考核没有通过，达不到朝廷的要求，自然也就跟升迁无缘了。

而且，从知县到知府，正七品到从四品，还有多个门槛要跨过，稍有不慎，就只能原地踏步，甚至是罢官辞职，乃至锒铛入狱，可谓步步惊心。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除了由于对知府的严格要求以外，导致知县升迁之路的艰难外，随着清朝中后期官场官员的冗员现象越来越严重，升迁也越来越难。清朝开国的时候，由于人才短缺，那个时候对官员的要求有放弃，官场上也有足够的职位可以让这些官员，以及从各个途径被提拔到官场的人任职。

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想要当官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官场的职位总是有限的。这种矛盾下，就出现很多人哪怕获得了当官的资格，也没有官职可以担任。

到了清朝中后期，很多人连知县都混不上。因为想要获得一个当官的名额实在太难。如此艰难的当官途径，自然让很多人无法升迁。再加上后期朝政，即便是有很多有才能的人也无法升迁。如果没有足够强硬的关系，即便是那些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也可能一辈子都是知县官职，无法升任知府。

如此种种情况，也造就了后来清朝官场的种种怪现象，令人笑之。

清末时期的洋务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了，那么洋务运动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历史价值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人、国家去学习，把别人的能耐学到自己身上。改变自己的错误思想，以自己的国家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才能使我们获得成功。然而，洋务运动中最核心的人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二人的不同路径选择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历史思考更重要。

晚清和晚明都没钱做事吗?清朝洋务运动的学习成本问题

正如上文“明朝也有洋务运动，嘉靖成功、崇祯失败”所讲的那样，明清都是从军事洋务运动开始，明朝的两个阶段其实都是军事洋务运动，第二个阶段因为发生时机不对，涉及的思想变化并不大。

清朝的洋务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纯粹军事洋务运动;其二洋务企业;其三思想洗礼阶段的体制改革。第三个阶段许多人不认为属于洋务运动，基本认为是本文的第一二两个阶段。本文的洋务运动是一种泛运动，更多的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的变称。

清朝的洋务运动在第一阶段，总体上非常成功，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成本付出，例如被英美等国欺骗、，赔了不少钱。像美国的华尔100多万两白银、英国的“阿思本舰队”有几十万两白银。这种成本花费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

同时，也有非常不值得的成本。像上海地方当局面对太平军的进攻时，利用中外商人、有钱人给的几百万白银四处购买英美的破舰。就连远在京城的军机处都提醒上海地方当局买船的时候注意别什么都卖、小心让人骗了。最终，上海道因为贪腐、亏空被抓，但顷刻间筹集二百多万两白银弥补了亏空。

由此，我们看到历史再次重演。

有些人总拿清廷没有资金说事儿，其实清廷不是没钱而是收不到钱。正如晚明崇祯拿不到钱一样，都是吏治出现问题、都是思想出了问题，许多税收、许多钱根本就没有进入国库或者内库。

由此，有些人便对洋务运动有了不同看法，甚至对西方科技人员的高工资、高奖励也认为不值当。但是，这种问题要注意区分。在第一阶段，我们确实被骗了很多钱，这些钱有的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也就是学习成本。

只要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就行了，这就好比我们日常工作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你对某方面不熟悉，你就带着一张嘴去请同事告诉你其中的诀窍吗?甭说同事，就是亲兄弟，你也总得送人家一包烟、请人家吃顿饭吧。如果是不熟悉的人甚至竞争对手的话，这个成本可就更多了，其中也包括被人耍的成本。

学习自然要有被骗的成本，但因为这个就不去学习了?

说句实在话。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你受骗、受欺负的过程，你必须得忍!现在受骗、受欺负，就是为了防止日后不会再在这个问题上，被人打掉了牙甚至丢了命!

李鸿章思维与左宗棠思维的实质是什么

李鸿章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主要参与者，第三阶段前期的参与者。可以说，整个晚清向西方学习时期，李鸿章都是极为重要的人。但李鸿章却是一位有严重问题的人。

对于李鸿章，有人说：每个时代都有李鸿章。这种观点只是从“为官之道”去考虑问题，而忽略了“为官之道背后是治国之道”。

做官为了什么?就是要实现一种治国的方式。人家让你当官也是因为你有能力、有能耐去为官，对他的天下存在有好处。确实有许多会溜须拍马的人可以得到官位，但这些人既会溜须拍马又能做事，这样的人才能够获得器重。

正因为李鸿章有能耐，他对清廷和官员群体看得最清楚。通过利益，他打通了官场权力场、人际关系网。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盛宣怀的家产都是如何来的?无非是权力获取。有的是、有的是通过权力寻租，其家产不要说买一个北洋水师，买两三个都可以。

有人会说晚清时期的天下官员都那样，很显然这种说法属于没理狡理。其一，作为后来人是在评价为何失败，吏治不修、吏治不好不管是谁都有失败的责任;其二，晚清时期的官员确实大多贪腐、吏治不修，但也有好的。楚军总体上就是比淮军强很多，湘军就是比淮军也强些。同样是改革派官员也有好的，别人好你为啥与染缸同色，甚至更黑?从自己的身上去找，而不是拿环境、体制说事儿。要是这样，谁都是圣人，后人也就没必要去谈什么教训和价值。

与之相对的则是左宗棠。二人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长技”这点上是相同的。但是之后就是完全的背道而驰。

如果说李鸿章思维的核心就是对西方的忍，在不断地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中饱私囊，逐渐将“并不弱”变成了“弱”，在思想上仍然是传统的那一套，只是将古代的皇权统治之术填些西方式的图景。在西方的殖民入侵与欺辱中缓慢的进步。

那么，左宗棠思维的核心就是先对西方忍，但在忍的同时一要整顿吏治，二要学习西方的同时努力把西方的技术化为自己的本领。当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西方就要勇于拔剑，通过拔剑后的战果促使洋务派获得更大权力扩展。如此改变落后态势。

李鸿章思维成为晚清的最终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拖”，拖思想的改变、拖对外强硬的时间(人们常说的对外如犬对内如虎就是这种表现)，在保持自我权力、地位、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国家治理好。

李鸿章只有“师夷长技”但如何“师”以后都是错误的，即除了“师”这个方向是对的，其他都是有着严重的错误。技术的积淀什么时候沉淀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等到“买”成了别人的附属品，且所有人都没有“自我”的时候再去“自我”。那个时候，“师”的人不仅早没了，恐怕国家都已经没了。

左宗棠思维的实质就是“看”，根据自我实力不同，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同时，自我实力增长是以“自身内功”为基础，把敌人的优势化成自己的。像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的主张就是：军工业为先导，打造钢铁业;进而民生业务(例如轮船)跟进，军工、民营相互促进。这就是左宗棠的洋务运动战略。详见李鸿章“造不如仿仿不如买”，左宗棠：要想打败敌人必须自造一文。

只不过，左宗棠没有看到船政局开工便前往西北，船政局日常业务没有进行管理，再加上沈葆桢的地位比李鸿章差得太远，造成南洋无法与北洋竞争。最终，福州船政局的发展没有按照左宗棠的设计去发展。

晚清时期，我们的技术确实很差。如果没有左宗棠在第一阶段做出的诸多贡献，这种技术积淀恐怕更薄了。正是在左宗棠被保守派、李鸿章式洋务派、英法等列强共同压迫下，仍然义无反顾地打造中事工业基础，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中国人会驾驶轮船、中国海军的驾驶员恐怕在1880年代都不会出现。

如果我们没有“买仿造”这种左宗棠式自强方式作为发展的基础，而只是买买买，我们恐怕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李鸿章思维的基础是以自我利益为基础，左宗棠思维的基础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基础。基础打好了，无论是清朝还是或是我们都会受益。

李鸿章思维下的军工体系，最终成了废铜烂铁。

左宗棠思维下的军工体系，创造了中国海军六十年的基础，尽管这种基础比较薄弱，但有总比没有好，只要自尊自强自立的人出现了，这种基础就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点：“买”没问题，但“买”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把“买”变成“自主”的战略思维，那么，这种买就是错误的。国产替代永远都是要从心底去思考。

经过16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谁对谁错：不学习他人的优点，我们会落后，即使站在巅峰也会因为闭关锁国而失去优势。如果没有重新走上巅峰的勇气，不能国产替代，那么永远不会强大。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这个道理，却总要像喷子那样崴。像什么国产替代就是重新闭关锁国;像什么国产替代就是不要合作。

学习是为了国产替代，合作是为让国产替代在以我为核心的基础上不被他人欺负。

对于沈荩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晚清时期的一名记者，但是在当时针对反清也是作出了相应的努力和贡献。但是最后却被满清政府给杖杀了。沈荩死了之后对于清朝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吧！

1、沈荩的死对清朝造成了什么影响

沈荩惨死狱中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国内的普遍愤慨，数百名记者在上海集会公开悼念沈荩。而香港《中国日报》更是以无比悲愤的笔触写道“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西方界对慈禧太后的暴行同样深感愤怒，跟沈荩私交甚笃的《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毫不客气地将她称之为“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并在此后不遗余力地谴责沙俄，并鼓动日本与其开战。而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也都对沈荩之死表达异议。面对洋人的诘难，慈禧太后理屈词穷，只能公开表达“悔意”，并保证此后再不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沈荩事件”后，清廷在钳制言论、活动中，有了更多的顾虑，再不能像从前那般残酷。为体现清廷的“仁慈”，慈禧太后在1905年颁布懿旨，宣布废除凌迟、枭首等酷刑，后来又颁布《大清报律》及其相关的新闻行业法规，使得当时的中国渐渐趋向近代文明，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2、慈溪杀沈荩后悔了吗

如果说清政府可以无视国人的愤怒，但“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满清政府，对外国人的声音可不敢视而不见。

慈禧太后后悔自己杖毙沈荩，而让“友邦”们对她口诛笔伐，不止一次在与外国公使夫人面前表示“悔意”，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后悔了，明眼人都知道。

沈荩的死，让满清政府在压力下先后废除了凌迟、枭首和戮尸等酷刑，一些近代中国的法律的制定也在此后提上了日程。

沈荩的名字，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

在《雍正王朝》的电视剧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情节，史称毙鹰事件，也叫做海东青事件，八阿哥胤禩送给康熙帝的两只上等的海东青，到了康熙手里的时候，竟然已经成了死鹰，康熙因此大怒，甚至与胤禩断绝了父子之恩。其实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另有幕后黑手的人所做的事情，目的自然就是为了挑拨他们的关系，那么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今天就让历史资料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毙鹰事件”的

《清圣祖实录》是比较忠实反映康熙日常起居的历史文献，要想了解这一事件的，还是需要看一下它是如何记述这一事件的。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上巡幸塞外。命皇十子多罗敦郡王允珴、皇十二子固山贝子允祹、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皇十七子允礼、随驾。

康熙巡行塞外，让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皇十七子随驾。皇四子胤禛也就是雍正帝并没有随驾，皇八子胤禩应该随驾，因有事请假。

谕诸皇子允禩因伊母二周年往祭。事毕、理应趋赴行在。乃允禩于朕驻跸遥亭(十一月二十二日驻跸在遥亭)之次日。以将毙鹰二架、遣太监一名、亲随人一名、来请朕安。言伊在汤泉等候回京。

在《实录》中记载的是，康熙把皇子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胤禩因为他母亲去世二周年，前往祭祀。事情结束后，他应该前来陪驾。但他却没有前来，却派遣太监一名、亲随一名来请安。而且送来两只死鹰，说他在汤泉等候回京”这是康熙对随驾的皇子们说的，当时雍正、八阿哥都不在现场。

从这个记载来看，豹眼认为，当时胤禩送给康熙两只海东青老鹰一事，应该不会有假。至于胤禩为何送两只老鹰不得而知，或许是草原民族崇尚老鹰，海东青又是名鹰吧。这不去管它，但两个老鹰是如何死的，这事问题就严重了。

依照常理，八阿哥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两只死掉的老鹰献给父皇。再愚蠢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何况是八阿哥。究竟是护送的太监没有照料好，还是被人做了手脚，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康熙没有成见的话，他就不会相信是八阿哥故意诅咒他。

2、康熙借题发挥，打压八阿哥派的势力

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就立年仅两岁的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但后来出现了九子夺嫡的事情，太子两立两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皇太子再次被废之后，三阿哥退出竞争，九阿哥、十阿哥依附八阿哥支持十四阿哥，只有十三阿哥支持四阿哥雍正，最终形成了以胤禛为首的四爷党和胤禩为首的八爷党两大势力。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驾崩。当时，八爷党支持的十四阿哥胤祯远在西北。康熙近臣隆科多宣布康熙遗嘱，宣四阿哥胤禛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

有人认为是雍正篡改了康熙遗嘱，但豹眼并不这么认为。康熙还是嘱意四阿哥的，八阿哥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康熙并不喜欢他。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在第一次废掉太子之后，对废太子胤礽多有询顾，言谈中不时流露出想重新复立之意。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下诏满汉文武大臣，商议再立太子。没想到事出意外，朝中重臣联名保举八阿哥胤禩为储君。这令康熙很不满意，对胤禩也有了成见。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复立已废太子胤礽为太子。康熙五十年(1711年)，胤禩之母良妃去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皇太子胤礽再次被废。在这之后，就发生了“毙鹰”之事。但这事在《清圣祖实录》与《雍正上谕》的记载中，时间并不一致，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因为胤禩懒惰不行走，停了胤禩及属官俸银、俸米。胤禩于次年大病一场，之后稍愈，康熙命将其所停俸银照前支付，父子关系转好。

从康熙对待八阿哥的态度来看，前期对他还是相当不错。但在太子被废之后，九子夺嫡开始，就不那么欣赏了，甚至对于重臣们的保举还非常反感。

康熙利用“毙鹰”一事，打压八阿哥的情况或许是存在的，借题发挥一下是完全可能的。但此事也就仅限于此，但绝不可能像《雍正上谕》所记载的那样。

3、雍正再次炒作“毙鹰事件”，借机除掉八阿哥的势力

据《雍正汉文谕旨汇编》记载：【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佑、奏称：臣等窃见马齐、鄂伦岱二人，参奏允禩等备极不孝不义，以致皇考愤怒，潜结党与，扰乱国家等事，其折内尚多未尽之处，系皇考面谕臣兄弟等之谕旨，马齐、鄂伦岱等何由得闻，谨将臣等所奉皇考谕旨逐一恭录，缮折具奏。】

雍正四年(1726年)，允祉、允祺、允佑上奏折说：听说马齐、鄂伦岱曾经参奏允禩不孝不义，以致皇考(康熙)愤怒。皇考面谕之事，他们怎么会清楚呢?所以我们就把皇考面谕的旨意一一抄录下来，一并上奏。而且在奏折中记载了胤禩送死鹰一事，康熙怒骂他“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

这话可就严重了，说胤禩是打扫卫生的贱妇所生，从小就阴险奸诈。且不说康熙为人的素质如何，在诸皇子面前，说儿子这样的话，不像宽厚的父亲。就算是康熙再不喜欢胤禩，也没必要如此说吧。何况其母已经去世，再如此羞辱太不仁道。就算康熙要打压胤禩，也没必要如此下作。

对照《清圣祖实录》，并没有这个记载，而且康熙当时是”面谕“，并没有奏折，也没有在奏折上朱批。更何况当时这三人都没有随驾去塞外，这就不得不令人生疑。

有说法是，为了借“毙鹰事件”打击八阿哥，雍正篡改了《清圣祖实录》。豹眼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还是那句话，胤禩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如此戏耍他的父皇。

从之后胤禩大病一场来看，其原因恐怕是康熙对胤禩彻底失望，令胤禩压力很大。由此推测，当时康熙得到两只死鹰，非常愤怒恐怕是真的，借题发挥并非不可能。但是不是骂他是“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没有记载，就不好妄加猜测。但既然雍正把这事再次抖搂出来，找一些不相干的人，添油加醋，大做文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完全可能的。

看一下雍正对于胤禩的评价吧：胤禩若肯实心办事，部务皆所优为。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而其心术之险诈，诸大臣亦无与之比者。雍正肯定胤禩的能力、才干是无人能比的，但心术不正、险恶奸诈也是无人能比的。

胤禩是不是如此，并不好说，但从“毙鹰”之事，可以看出是雍正有意栽赃，而且利用康熙的不高兴，大做文章，其意图就是除掉胤禩。结合雍正给八阿哥罗织的四十款大罪之一的受制于妻罪，就可见一斑。此罪唯一根据就是秦道然供称，他听何焯家人说过，八福晋在八阿哥与外人交谈时，在室外大笑。

胤禩具备如此的才干，图谋太子之位，进而图谋帝位并非不可能，但他既然有此心的话，还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码?再傻的人也不至于如此吧。

但这不说胤禩就没有谋反之心，也不是说雍正为了帝位稳固不该除掉胤禩。就事论事，“毙鹰”之事，绝不是胤禩有意而为之。这不是胤禩为了帝位，韬光养晦之计，更不是苦肉计，否则就真成了作死计。作为对手，不犯错误更加可怕。

说起晚清时候的红人胡雪岩，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了，一个经常被津津乐道的人物。关于胡雪岩的故事，如今已经被现代的人陆陆续续的写成了很多书，被不少朋友们所知。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各历史学家研究最多的首推高阳的《胡雪岩全传》。我们知道的胡雪岩是一位富商，用一句“富可敌国”来称呼毫不为过，可这位商人的落寞却和他的崛起一样快速。

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湖里村的一个贫困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从小就帮人放牛来讨生计。十二岁时父亲病逝，贫困的家庭遭受了莫大的打击。如此继续耗下去也不是办法，为了吃的一口饭，胡雪岩便外出闯荡，做过小伙计，跑腿的，杂役，什么活都愿意干，只求有一口饭吃。

十九岁时在杭州阜康钱庄干活时被于掌柜看中，掌柜对胡雪岩很是器重，甚至在去世前还将整个钱庄交给了胡雪岩，这笔财富为胡雪岩的商贾之路埋下了第一块砖。

后来的胡雪岩则搭上了官场这条线，做起了生丝的生意。而关于他是如何搭上官场，小说《胡雪岩全传》中用“上帝视角”给我们展示了胡雪岩的眼光。胡雪岩当时甘冒丢掉工作的危险，挪用钱庄的资助王有龄。可没曾想这王有龄真的很争气，竟一路高歌猛进，当上了一品大员。

不得不说，小说中的这段处理，实在是有很深的用意。通过胡雪岩和王有龄的这段故事，不仅让胡雪岩有了成为官商的资本，还给他未来和外商抢夺生丝生意结果功亏一篑，塑造了一个面对机会，敢孤注一掷的形象。

虽然本文不采用高阳的这种说法，但历史来看，胡雪岩确实搭上了官员的线，开始做起了官办的生意。

清末的时局是动荡的，外有列强的入侵，内有农民的起义。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这片上的战火就一直未曾停歇。作为一个有眼光、能洞察时局的商人，胡雪岩有了资本后必定会面临战争的问题。在战争年代，能持续获利的唯有，相信这个道理，胡雪岩不会不知道。

具体是不是1860年“庚申之变”让胡雪岩有了做生意的想法，现在已经不能完全考据，不过把1860年定为胡雪岩开始插手生意的时间点，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

因为到了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烧到了杭州城，时任杭州巡抚的王有龄，左宗棠临危受命出任杭州巡抚，开始司职江南的军务。这个历史事件在中国清末的战乱中可能并不会让太多人记住，可对于胡雪岩来说，这就是他傍上第二个靠山的绝佳机会。

为什么我会在前面说如果胡雪岩在1860就开始插手生意，会对他有利，就是因为1861年左宗棠的到来，可以从生意上让胡雪岩联系上左宗棠。这么一来，胡雪岩就能成为左宗棠在江南军事事务的直接参与者，也为他一步步成为左宗棠“钱袋子”开了头。

在1864年之前，这几年的相处中，胡雪岩真正成为了左宗棠在江南的财务方面的左膀右臂。他不仅资助军队的建设，还开立商号，开始做起了大规模的贸易生意。在左宗棠任职江南期间，胡雪岩不仅在财富上快速积累，还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恢复战后的江南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威望。胡雪岩的生意也和左宗棠彻底绑在了一起。

随后，随着左宗棠的大举用兵，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办了船厂，药厂，织呢厂，真的成为了左宗棠施展拳脚的钱粮资助。

1881年，因为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胡雪岩被赏赐穿黄马褂，带二品顶戴，总办“四省公库”。可谓人生得意，风头正劲。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主和的李鸿章和主战的左宗棠矛盾公开化，左宗棠深陷战事，李鸿章趁机发动了“倒左”运动。李鸿章明白，要想扳倒左宗棠，首先就要打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胡雪岩在得到清政府的赏赐后开始有点忘乎所以，企图用2000万两白银垄断市场对蚕丝贸易的定价权。李鸿章得到消息后明白这是一个打掉胡雪岩的绝佳机会，因为一旦胡雪岩的资金周转不上，再发生挤兑，胡雪岩不仅会声誉尽毁，资金崩盘，左宗棠的军事上也会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此时再想短时间内找到胡雪岩的替代者，维持军事开支，也就不可能了。

胡雪岩的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可也得罪了外商还有外资银行，但他们知道胡雪岩背后有清朝官员协助，也没有了办法。

李鸿章便下令东南各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拖住应该付给胡雪岩的协饷，又让自己的钱袋子盛宣怀出面，一面加紧收购蚕丝，一面联合外资银行拒绝借钱给胡雪岩。

外资银行一看清朝官员内部斗起来了，自己的生意还有希望，便开始从盛宣怀处收购生丝。

胡雪岩的财路一下被断了干净，钱庄也发生了大规模挤兑，可他此时真的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1883年底，胡雪岩就被清政府革职抄家;1885年，胡雪岩郁郁而终。

李鸿章打掉胡雪岩其实并不涉及私人恩怨，在过往向清政府的奏章中，李鸿章还有称赞胡雪岩的时候。打掉胡雪岩，仅仅也是官员的，胡雪岩也才成为了左李二人争斗的牺牲品。

在李鸿章去世之前，张爱玲的祖母曾经怒斥盛宣怀、袁世凯乃小人。其实，盛宣怀、袁世凯二人与李鸿章的关系，盛宣怀更近。袁世凯更多的是依靠吴长庆的关系，和李鸿章的关系更隔着袁氏长辈。盛宣怀从1870年正式协助李鸿章开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基本都是“利益一致”的，但为何李菊藕会说盛宣怀是小人?其实，这源于二人在1890年后，在洋务企业应该如何管理问题上有着本质矛盾。

封建社会官场无朋友、少亲信

在封建社会政坛上，其实没有我们普通人所理解的朋友与亲信。我们认为的朋友、亲信，那就是“一心一意、绝无二心”，然而，人物可不是我们这些平常人。因为人物永远不是“孤立”的，“独狼”式人物在场合是不可能出现的。他们永远是一个人背后有一群人，特别是像李鸿章、袁世凯、盛宣怀等。

因为，盛宣怀在收购美资司船旗昌的时候，向南洋借款致使南北洋争夺轮船招商局有了非常正当的理由，李鸿章对其其实就已经不满。只不过，盛宣怀的个人能力比较强，李鸿章又不懂企业内部的公司文化。所以，也只能依靠盛宣怀掌控各个洋务企业。

再加上，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其势力大受影响，特别是其苦心打造的自己的“水泼不进去”的北洋防区被日军打败，李鸿章临退职前把放入小金库的八百万两还给清廷。可以说，方方面面大受损失。

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继续受到青睐。

盛宣怀崛起与李鸿章势力，二人的矛盾在何处

李鸿章的后台慈禧对李鸿章的势力比较重视，李鸿章虽然被“冷藏”，但在慈禧心中总有一天是要被重新启用的。

一者，慈禧袒护李鸿章及其势力。

李鸿章对慈禧忠心耿耿、又善于揣摩老佛爷心态，经常为慈禧排忧解难签订各种协议。这样的人，当然会被保护，否则“甲午战败”这样的责任，仅仅被“冷藏”显然是被低估了。

因此，李鸿章一年后就被派往欧美去和谈，只不过太过招摇，结果还未离开中国就被太监寇连才进言不可。虽然慈禧杀了寇太监，但引发了更多的人痛恨。结果，刚一回国就被光绪以误闯皇家禁地的过错再次“雪藏”。之后，李鸿章又被派往黄河巡视;接着进入广州任代理两广总督。可见对李鸿章多么袒护，对他如此，对他的势力也必然重视。

二者，盛宣怀自从1860年进入洋务企业以来，其能力已经受到认可。

在“洋务运动”中，曾左李张四大臣都是作为“统帅级”人物，基本属于“桥梁性”人物，不可能直接去抓工作。那么，真正的“执行总管”中最著名的当属盛宣怀。四大臣中与其关系较淡的左宗棠、张之洞都曾经或多或少的与其进行过交联，可以说，作为“洋务企业”执行层面“第一号人物”盛宣怀是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三者，盛宣怀掌握着财，受到所有人关注，希望“更上一层”的他自然有诸多抱负：李鸿章与盛宣怀的矛盾根本所在

盛宣怀在三四十年间，与李鸿章及其家族、淮系多有交结，作为“官商”人物，他聚集着封建社会官僚的贪婪、封建社会商人的八面玲珑，这一切都使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面对着“暂落下风”的李鸿章，他希望摆脱李鸿章的桎梏，要知道李鸿章家族的贪婪、淮系的贪婪，与他自身的贪婪之间不仅仅是“合作关系”，更是一种“矛盾”。

比如李鸿章一直要求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盛宣怀则更彻底希望纯粹的“商办”。这与二人所处地位是一致的。

官督商办：李鸿章因为是清廷派出负责“整体监督”洋务企业的官员，他是“清廷”与“洋务企业”之间的桥梁。清廷无道，只要你给够清廷要求的钱，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李鸿章就有权力进行分配。

纯商办：李鸿章则失去“整体监督”的权力，各个企业与清廷脱钩，也就是我们说的管理层持股问题。

正是因为这一点，李鸿章和盛宣怀之间的矛盾“在合作中有暗中角力”。那么，李鸿章对此是否清楚呢?很显然李鸿章很明了。高级的封建社会人物要求的不是事事遵从自己意志的人，而是每到重大问题的时候都能站在自己一边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就是朋友和亲信了。